據媒體報道，今年兩會期間，有來自職業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提出，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空間受其他普通高校畢業生擠壓明顯。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學生的認可度不高，并呼吁政府聚焦高職畢業生就業保障。
據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51.6%。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普及化，要求全社會必須從“學歷社會”走向“能力社會”。如果還繼續“學歷社會”的“學歷至上”人才使用與評價體系，將難以促使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結構，高等教育資源再“豐富”，也無法消除全社會的教育焦慮。
去年，我國普通本專科招生914.90萬人，其中本科招生431.3萬，高職招生483.6萬。這是高職擴招之后的結果。從高等教育發展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看，加大職業教育的招生、辦學規模是合理的。然而，對于高職擴招，也有人表示不甚理解：比如認為應該擴大本科招生以滿足受教育者的學歷需求，或者擔心高職繼續擴招可能會進一步降低高職的地位和吸引力。
為何會有這樣的聲音？根本原因是高職“低人一等”的觀念并沒有得到改變。我國在提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戰略時，明確提到要形成淡化學歷、崇尚技能的社會氛圍。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也明確提出要破除“唯學歷論”。然而，當下對高職的歧視，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當前，雖然各省已在推進分類高考，多地逐漸取消高考錄取批次，不少高職院校也在高考前組織進行高職自主招生，但是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門仍舊在以本科率、重本率來評價高中的辦學質量。
就業過程中的“第一學歷歧視”也是對高職辦學、高職學生的巨大傷害。因為不管學校怎么努力辦學、學生怎么努力學習技能，第一學歷的硬傷都似乎難以改變。于高職來說，面對這種情況，就會想著提升學歷層次，而不是安于高職層次辦學；于學生來說，上了高職后，有人會覺得再怎么努力，也難以改變“身份劣勢”。
這是必須破除的惡性循環。試想，如果占高等教育一半規模的高職是“低人一等”的教育，那怎么提高高職師生對職業教育的認同感，并辦出高質量高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明兩年高職擴招200萬人。要順利完成擴招任務，促進充分而有質量的就業，就必須直面問題，以問題為導向，著力解決對高職的歧視問題。
其一，要落實就業促進法，嚴肅治理用人單位的學歷歧視行為。當前，對于用人單位提出用人的學歷要求，社會輿論已經習以為常，覺得這是正常的選拔人才要求。用人單位根據崗位需要，提出一定的學歷要求是合理的。然而，不斷提出超出崗位需要的學歷要求，刻意抬高學歷要求，把高職學生排除在外，則屬于學歷歧視。
其二，還要嚴格治理地方政府給教育部門、學校下達升學率指標，以升學率考核學校辦學、教師教學的錯誤升學政績觀。高職教育是我國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對高職教育進行“自我矮化”，一方面強調高職的重要，投入大量經費辦高職，而另一方面卻把高職“踩在腳下”。各級政府部門要有科學的教育發展觀和正確的教育政績觀。只有辦好各級各類教育，才是好的教育生態。高職院校擁有平等的辦學地位、社會地位，當是檢驗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