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認為，當下社會是典型的學歷社會，高職畢業生就業受到其他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空間擠壓明顯。這種擠壓不僅在高等教育內部系統，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學生的認可度不高，“即便一名學生從高職高專升本進入本科，再從本科畢業攻讀碩士學位，但他以后去社會求職，用人單位還可能查學歷三代，當初的低學歷起點，會變成難以抹去的痛”。因此，鄭亞莉呼吁，希望政府聚焦高職畢業生就業保障，進一步出臺和完善相關專項立法，制定更便利、有效的就業宏觀政策，尤其是高職畢業生的就業保障扶持政策。
根據2019年全國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50%，達51.6%，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普及化，要求全社會必須從“學歷社會”走進“能力社會”。如果還繼續沿用“學歷社會”的“學歷至上”的人才使用與評價體系，將難以讓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的結構，高等教育資源再“豐富”，也無法消除全社會的教育焦慮。
去年，我國普通本專科招生914.90萬人，其中本科招生431.3萬人，高職招生483.6萬人。這是高職擴招116萬人的結果。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今明兩年高職擴招200萬人。從高等教育發展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看，加大職業教育的招生、辦學規模是合理的。但是，對于高職擴招，社會的反應總體并不強烈，有不少人認為，應該擴大本科招生，以滿足受教育者的學歷需求，還有人覺得高職的擴招，有可能進一步降低高職的地位和吸引力。
為何會如此？根本原因就是高職“低人一等”的觀念并沒有得到改變。我國在提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戰略時，明確提到要形成淡化學歷、崇尚技能的社會氛圍，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也提到要破除“唯學歷論”，但總體看來，對于高職的歧視，還深刻全面地存在。
當前，各地教育部門仍舊以本科率、重本率評價高中的辦學質量。這是典型的對高職的歧視，其結果是，不少高中為提高本科升學率，讓成績差的學生去報考高職，給學生的感覺是高職是考不上本科的差生才選擇的教育。
求職中的“第一學歷歧視”則是對高職辦學者、高職學生的巨大傷害，因為不管學校怎么努力辦學，學生怎么努力在高職學習技能，“上高職”這件事會一直記錄在案。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明兩年高職擴招200萬人，要順利完成擴招任務，促進充分而有質量的就業，必須直面問題，以問題為導向，著力解決對高職的歧視問題。
要落實《就業促進法》，嚴肅治理用人單位的學歷歧視行為。當前，對于用人單位提出用人的學歷要求，社會輿論已經習以為常，覺得這是正常的選拔人才要求。用人單位根據崗位需要，提出一定的學歷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斷提出超出崗位需要的學歷要求，尤其是機關事業單位在聘用人才時，抬高學歷要求，以及各地給本科及以上人才優惠政策，而把高職學生排除在外，則屬于學歷歧視，是“唯學歷論”的表現。我國和省市公務員招考的技能型崗位，應該向高職生，甚至中職生開放，而不能動輒提出本科、碩士學歷要求。
與此同時，要嚴格治理地方政府給教育部門、學校下達升學率指標，以升學率考核學校辦學、教師教學的錯誤升學政績觀。中職教育、高職教育，是我國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對中職、高職教育進行“自我矮化”，一方面強調中職、高職的重要，投入大量經費辦中職、高職，而另一方面卻把中職、高職“踩在腳下”，這種邏輯是很難理解的。各級政府部門要有科學的教育發展觀，正確的教育政績觀。
只有辦好所有各級各類教育，才是好的教育生態。中職和高職是否擁有平等的辦學地位、社會地位，當是檢驗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