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的本質是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去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把就業和職業教育放在一起論述，提出“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要以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改革大發展，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份量非常重。5月26日，全國人大代表楊雪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加大政策引導扶持力度，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
楊雪梅表示，面對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是把就業提升到了極高的高度，有39處提到了“就業”，強調要“著力穩企業保就業”“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送出教育惠民“大禮包”，提出“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萬人次以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
202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874萬，同比增加40萬人，綜合考慮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疊加的影響，就業形勢更加復雜嚴峻。無論“六穩”還是“六保”，首當其沖的都是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民生穩，人心就穩。關鍵時期，就業的“穩定器”作用更為重要，發展職業教育是穩就業惠民生的“壓艙石”。我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10個人當中就有7個人畢業于職業院校。2019年國家出臺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等重磅文件，政策紅利充分釋放，職業教育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過去一年，我多次就加快職業教育發展、深化產教融合等問題開展專題調研，形成《職業教育對穩就業情況調研報告》等多項調研報告。
楊雪梅坦言，在調研中發現，職業教育深化產教融合、實現高質量發展還存在一些制約瓶頸。
對職業教育的認知偏見依然存在，職教認可度和吸引力不足。2018年全國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為12013億元，其中普通高職高專為2150億元，占比17.9%，半壁江山的高等職業教育財政投入相對不足；社會上認為職業教育“低人一等”，認為本科生是人才，高職畢業生是鍋“夾生飯”；有的學生寧可復讀也不報考職業院校，有報道部分高職專科院校報到率僅70%。這也造成“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和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
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受限，存在就業歧視現象。只有“出口”暢才能“進口”順，但在一些國企、地方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聘中，職教畢業生有時會被學歷門檻“攔”在門外、“高不可攀”。在工作中他們還面臨職業地位不高、薪資水平較低、上升通道不暢等問題。這幾年，二三線城市紛紛出臺了人才新政，但僅有鄭州等少數城市對中專以上畢業生、職業(技工)院校畢業生放開了落戶限制。
產教融合信息不對稱，“一頭熱”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轉變。近年來尤其是這次疫情中，新零售、在線醫療、在線直播、智慧供應鏈、智能化生產制造、數字化社區管理等對應用型人才需求巨大，但目前職業教育對這些新需求信息未能及時全面的掌握，沒有形成“供給-需求-供給”的信息收集處理和閉環反饋機制，新興學科專業建設滯后，人才供需“兩張皮”，利益協調分配機制不完善，也導致企業參與熱情不高。
應用型導向評價機制不夠完善，師生實操能力欠缺。目前職業院校和應用型高校的考核評估體系，更注重衡量發表科研論文等指標，忽略了對成果轉化應用等方面的評估，“重理論、輕實踐”問題仍然存在，缺乏產教融合意識，限制了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為此，楊雪梅建議提高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教育主管部門和職業院校要通過舉辦職業教育活動周、辦學成果展等多種方式，消除社會偏見，媒體也要給職教高質量發展“吶喊”，正確地引導輿論；職教吸引力既要“寫進文件里”，也要“活在現實里”，建議加快破除職教畢業生招聘歧視性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健全與技能人才能力和貢獻相適應的職稱、榮譽及報酬制度。
探索建立中高本碩貫通的教育體系。借助政策“東風”，加快探索推進職教高考制度，建立職業教育的專屬跑道，落實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地位，規定職教與普教學生學習成果等值互換關系，提高本科高校招收職業院校畢業生比例，打通專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
激發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政府要為職教發展“撐腰”，建立政策扶持機制，出臺配套政策及實施細則，制定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激勵性和懲罰性措施，依托大中型企業，進一步建設一批“雙師雙能型”教師培訓基地；建立企業高管、技術能手與職業院校骨干教師相互兼職、雙向聘用制度，鼓勵校企間人才自由流動；以產教融合型企業認證為抓手，打造產教融合改革標桿，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參與建設一批國際化職業教育集團和一流應用技術型大學。（王韶卿）